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在GDP拜物教迷雾笼罩下，那些把发展等同于发财的人们，忽视了生产方式变革前后增长基数和内涵的差别，很容易产生这种观念误区。其实，能够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集聚能量。任何国家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现代化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们如果发现被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开始危及生存，政府“维稳”成本不堪重负，送礼性出口已经成为拐杖，用脚投票的移民潮愈演愈烈，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早就陷入了现代化陷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病根在原始积累起步阶段就存在了，不是什么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来就在现代化陷阱之中，不过是现在脚下的水更深了，可以摸得着的石头越来越少了而已。

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设计这个陷阱的人们，有意回避时代的性质，更不讲所谓现代化要把什么化成什么，用人均占有量指标体系的招魂幡，把发展中国家引入了八卦阵。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无一幸免陷入了这种对外送礼性出口、对内超经济剥削，用少数人的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让少数低素质的人在短期内暴富的现代化陷阱。这些国家经济总量或平均占有量短期内的高速增长，掩盖不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片面依赖国际市场甚至成为不挂牌的经济殖民地，难以避免发生社会动乱，不断延长原始积累的阵痛。

收入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国家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周期都可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只不过不同国家中等收入阶段长短有所不同。没有特殊机缘，一个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阶段性的收入增长缓慢状态。这就像“五十肩”一样，人在50岁左右大多都会患肩周炎，治或不治都迟早会痊愈。而人们所描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因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恰恰都是现代化陷阱的症状。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收入陷阱，只有道路陷阱。走错了路，不能怪坐骑，是人们的脑袋有问题，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不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本国的国情，如不改弦更张，只会愈陷愈深。把现代化陷阱误诊为中等收入陷阱，必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社会庸医常常把分配不公的结构性问题当作收入水平的总量问题，把民权问题当作民生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只能是止痛片、麻醉剂之类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中等收入阶段是必然还是偶然

一个国家砸碎了封建主义的枷锁，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各种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迅速提高，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会以过去时代不可想象的速度剧烈地增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正是如此，人们的月收入从几十元上升到几千元，总共用了不到30年。其实，认真分析这种速度的成因，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原来的基数太低，翻着番的速度前进所达到的收入水平，还不到世界平均的1/2，如果扣除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人们就高兴不起来了。现在收入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但是增长的质量和绝对额与前一个阶段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应该懂得，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就历史性地结束了，经济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不是靠解放旧制度压抑的潜能，而是靠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经济增长逐步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转变，这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可能再像生产方式划时代变革时期增长得那么快了。特别是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劳动力，在摆脱了萎缩再生产之后，没有几代人时间的持续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使劳动生产率发生划时代变化的。也就是说，要想使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力，从被当作消费品的劳动力商品向人力资本转化，至少需要近百年的时间。而只有当人力资本的载体中间阶级，即人们习惯称之为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占了人口的大多数，高收入阶段才会到来。

因此，所谓中等收入阶段，是新生产方式运行机制的磨合期和技术革命的酝酿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阶段。只有少数拥有特异资源禀赋和获得了特殊历史机遇的国家，中等收入阶段比较短暂，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相当长的中等收入阶段。既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是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命运，怎么能称之为陷阱呢？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千万不要拾人牙慧，听风就是雨。

跳出现代化陷阱

从收入角度把全世界划分为低、中、高三种类型的国家，人们很容易发现它们不仅处于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其劳动力的素质也处在明显不同的三个档次上。低收入国家，都是处于资本原始积累还没有完成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商品化还没有彻底完成，大多数劳动力还被当作消费品在耗费，处于萎缩再生产状态；中等收入国家，大都是处于私人资本主义中后期的现代化国家，雇用劳动者基本上摆脱了超经济剥削，在经济繁荣期，获得劳动力扩大再生产能力的机会越来越多，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高收入国家，都是处于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的发达国家，大多数劳动力都已转化为人力资本，剥削率降低到50%以下，中间阶级成为人口结构的主体。而我国目前还处于低收入阶段，原始积累还没有最终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至少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人们如果现在就妄图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可以说是为时过早。当务之急是做好现阶段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把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这个“底”就是建立真正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彻底消化农工潮。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不能以货币表现的收入水平为根据，应该考察大多数劳动力的再生产状态。所谓中等收入阶段，是大多数劳动力都能够维持可持续扩大再生产的发展阶段。按中国人习惯的表达方式是，丰衣足食、年年有余、没有后顾之忧的生存状态。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即使到2020年中国在统计上实现了所谓全面小康之后，也不可能使大多数劳动者都进入这种生存状态。

目前，在极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中国大多数劳动者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仍然困难；剥削率大大高于剩余价值率，同工不同酬、按权力分配和超经济剥削造成的两极分化不是在收敛而是有扩大之势；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提升遇到了无形的钢门槛。不用说农民工阶层，即使处以下干部的档案工资，在支付了房租之后已所剩无几。中国在现代化陷阱中越陷越深的局面，不是10年、8年所能改变的。

发展是主要矛盾转化的过程。大谈转变发展观的人们回避主要矛盾，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战略性”竟然10年都没有破题。两个时代生产方式的矛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两个时代社会结构的矛盾是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只有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走出现代化陷阱，逐步解决基本矛盾。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改变了2.6亿农民的分工角色，使他们承担了产业工人职能，但是其社会身份还没有根本性改变。而阻碍农民工社会身份转变的是社会保障的体制性短缺，这是我国主要矛盾的焦点，是现代化陷阱的病根所在。我们必须下决心突破商业保险强制储蓄的体制性陷阱，一步到位地建立全覆盖、高保障度、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我国的劳动者才可能正常消费，人力资本才可能正常积累。

人们要问，财政哪里来的钱能够保证不断增长的社会保障开支？笔者的回答是靠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劳动者在面向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全民共有资产的主人。我国目前归全体劳动者所有的资产不少于300万亿，人均25万元、劳均36万元以上。这些资产，不用动本，不用动利，只要把租金和利息转化为税收，作为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就可以充分满足失业、养老、医疗、教育和房租的目标补贴。只要排除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真正尊重全体公民对共有资产的产权，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因此，所谓的陷阱，不过是思想陷阱、利益陷阱，根本不是什么收入陷阱。

社会保障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确保了劳动力正常再生产之后，能够经营自己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会越来越多。随着人力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既没有占有他人劳动，也没有被他人占有劳动的中间阶级就会不断成长。一旦他们在人口结构中成为大多数，高收入阶段就到来了。（刘福垣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