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尾，一个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是“中国未来的走向”。由于明年执政党召开十八大、后年中央政府面临换届，这个话题益发引人遐想，答案扑朔迷离。

历史的结局总是嘲笑预言者。其实，与其费尽心思预言未来，不如梳理现实的脉络，毕竟，“现在决定未来”。在笔者看来，现实中国社会的八大趋势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第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21世纪之初，关于政府改革的呼声颇高，政府高层也多有呼应。中国总理温家宝上任伊始，即提出政府机构改革，声言“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而“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在于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领域，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可是过去的几年里，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公权力不但没有退出，反而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就像时下的一句流行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看得见。”无孔不入的政府干预越来越严重地扭曲市场经济机制，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恶化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第二，司法改革偏离正途。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卸任以后，中国的司法改革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有人批判司法改革职业化方向，力倡司法民主化，欲回归大众司法。中国共产党偏安陕北时所谓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再度受到欢迎，而重庆的“打黑”一度如火如荼，令法学界忧心。司法本应以制约公权力为旨归，近年来却一再强调“为党和国家大局提供司法保障”，司法独立被完全抛弃，几乎沦为维稳工具。法学家贺卫方有一首诗：“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庙堂新招频频闪，摸起石头过旧河。”写尽对中国司法前景的忧愁和愤懑。司法改革并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它关系改革的全盘，司法机制的弱化，会让所有政治与经济改革失去保障。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十二五规划”设计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初衷很好，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经济潮流，但多年来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在缺乏正向激励机制的情况下，那些从中得益的人不会放弃既有做法，例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出口企业对补贴政策的依赖等，他们甚至会阻挠改革。另外，中国过去30年里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场“奇迹”并不独特，可以说是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结合，弊病很多，政府究竟想要实现什么转型目标，目前也只是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没有明确的指向。波兰前总理科勒德克曾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比较波兰改革和中国改革，他说，1989年之后的波兰改革是知道“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而中国改革则是不知道“到哪里去”，这让人对中国的未来难以判断。

第四，利益集团不断坐大。30多年改革开放、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那些能影响政策走向的特殊利益群体变得越来越强化和固化。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现象是，一些可能损害利益集团的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出台后又得不到有效执行，起不到预设效果，例如，《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始出来，且最后文本大大弱化了对行政垄断的制约，只有在作为部门利益斗争工具时才被使用。利益集团的强化造成很多领域的改革迟滞不前，有些方面甚至严重倒退。老百姓对利益集团基本没有制约能力，而靠政府制约或利益集团之间竞争的制约，又不足以抑制其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国进民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遭到损害。

第五，腐败愈演愈烈。刘志军案是近年来最突出的例子。单从这几年公布出来的腐败案来看，涉及官员数量和金额就在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虽然执政党一再声言要整顿吏治、严惩腐败，但现在还看不到一套可以阻止和有效减少腐败的完整的、健全的制度建构，在有些地方，腐败反而更加公开化，甚至成为既成制度的一部分。事实证明，不抑制政府权力，不实行民主监督和权力制衡，腐败问题不但无解，反而会变本加厉。

第六，思想争论激烈，社会共识破裂。目前中国社会思潮之多、之复杂，为近十年来之罕见，各种观点碰撞、争锋，互不相让。鲁迅先生说过的“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用来形容当前思想界的状况，也很形象。在五花八门的观点之下，实际上共识越来越稀缺。思想争鸣和多元化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国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有一套通行的价值观、一套多数人视为正确的道理，作为主流思潮和社会的稳定器。相反，官方确立的“主流价值观”民间认可，民间的思想倾向又千差万别。这种混乱让改革缺乏中心思路，左右摇摆，稍微有些成果，志得意满的情绪就开始蔓延，使改革无法深入。

第七，社会不满累积，群体性事件频发。虽然乌坎抗议的和平解决是一个正面例子，展示了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但频频爆发的其他群体性事件依然反映出，中国还没有习惯以遵守规则的、现代的、法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在很多时候，执政党以自己习惯的政治方式，如派工作组来解决问题，常常把利益问题解释成政治问题，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再加上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腐败、滥权是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这样的处理方式势必激起更多不满。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说明对土地利益的剥夺，已引起中央政府的极大关注和警惕。短期来看，群体性事件难以缓解，因为产生问题的根源没有解决，处理方式也没有机制化，这往往使新生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第八，外部世界不确定性增强。可以说，2011年的世界史始于北非，“阿拉伯之春”给许多国家敲响了警钟，目前还没有终结的迹象。由于普京坚持要连任，俄罗斯的政局走向和国家发展方向变得更不明朗。随着金正日的去世，东北亚局势更趋复杂和紧张。2012年还是许多欧美国家的选举年，尤其是在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不振的背景下，西方的新领导人可能放大一些议题，打“中国牌”或将中国作为指责对象，导致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加充满变数。这些外部变化都会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交互作用，影响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

21世纪以来，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在不断调整姿态来应对这一潮流，但应对的成功与否，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国自身的适应力和应变能力。未来中国的变化和全球化产生冲突，也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虽然中国改革史也不乏惊喜、不乏危机中的峰回路转，但如果上述的八个趋势不改变，中国的未来至少不会像世界所期待的那样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