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科研评价、期刊评价：傻傻分不清楚！

在当今学术界，对论文发表及期刊评价体系的诟病，是最能引起大家共鸣的话题之一，其中既有人表达愤怒之情，也有人理性地提出一些建议。最近几年，对此问题的积极反应，莫过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相关期刊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开辟的系列研究专栏，这给学者、编辑等相关人员提供了表达观点和交流思想的阵地。与此同时，有大学学报和出版专业期刊也刊登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基于现有的一些比较有价值的讨论以及本人近十年的学术期刊从业经历，笔者认为在今后进一步的讨论中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要注意学术评价、科研评价和期刊评价三者的联系与区别。在日常实践中，这三种评价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对不同的主体来说，对这三种评价的关切点则是不一样的。

学术评价与科研评价的交织

对于学者来说，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学术界和所在学术单位对自身学术能力和水平的评价，也就是学术评价。学术界的评价关乎学者们的学术声誉以及学术道路的宽窄，而所在学术单位的评价则关乎学者的安身立命问题。一般来说，体现学者学术能力和水平的物质载体就是作品，也就是常说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因此，学术评价的核心其实是作品，而不是作者。

不管是学术论文还是学术著作都需要进入公共领域，即公开发表或出版，才能获得被学术界和所在学术单位评价的资格。但事实上，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本身就是学术评价，而且是最原初的评价，我们可以称之为“一次评价”。

“一次评价”主要依靠出版单位的编辑及约请的相关审稿专家来完成。只有顺利通过“一次评价”获得发表或出版的作品，才有机会进入学术界和所在单位的评价视野。所以，学术界和所在单位的评价其实是“二次评价”。出版著作要由经营性质的出版社来完成，会有很多经济核算因素在里面，而学术期刊尤其是办得比较好的学术期刊一般属于非营利性质。

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愿意拿出足够的出版费用，出版著作的难度要小于发表学术论文的难度。著作的学术质量也因此很难获得保证，所以很多单位在对学术成果进行认定时，不把著作计算在内，或者降低著作的评价分值。虽然这种做法未免“一刀切”，但其实自有其道理，那就是考虑到了“一次评价”的价值和意义。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次评价”和“二次评价”的目的和意义是不同的。“一次评价”的目的是要筛选出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使其进入公共领域，本质上是将学术评价的焦点由作者转移到作品。“二次评价”，尤其是所在单位的评价是根据作品来评价作者，重新将学术评价的焦点返回作者。

严格来说，“二次评价”不能称为学术评价，而是科研管理评价，可以简称为科研评价。虽然都以作品为载体，但科研评价远不如学术评价那么纯粹。学术评价只是要选出优质学术作品，看重的是作品本身的学术含量，而科研评价是要为管理者提供依据，二者不能简单化约。由此可以解释这样一个常为学者们所诟病的现象：有些学术做得很好的人，却不被单位所重视。那是因为仅仅学术评价很好，对于科研评价来说是不够的。科研评价要考虑整个团队的有序和有效运转，要考虑团队的目标和团队在其所属机构中的作用和位置。不仅学术单位的“二次评价”不同于学术评价，学术界的“二次评价”也不同于学术评价。学者在学术界的学术声誉不仅仅取决于作品如何，而且还取决于同行评议。即使有很好的作品，如果不被同行认可，也不会赢得相应的学术地位。这乃是人类学术史之常态，有不少学术大家去世后才获得声誉就是明证。所以，不能单纯从学术评价的视角来考量科研评价。但是学术评价又是科研评价的最重要依据，必须被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这就牵涉到了期刊评价问题。

科研评价与期刊评价的化约

每个学术单位都有很多个学科设置，每个学科都有很多人，而每个人又往往不止发表一篇论文或一本著作，所以科研评价面对的是很多不同的作品。对大量不同作品进行评价，尤其是公正评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以刊评文”，也就是以期刊评价为依据来进行科研评价。谁能在级别更高的期刊上发表更多的论文，谁就能在科研评价中脱颖而出。不仅许多学术单位的科研评价是这样简单化约为期刊评价的，而且学术界的“二次评价”也是这样简单化约为期刊评价的。

虽然很多学者对“以刊评文”表达了极大的愤怒和不满，但是当涉及对具体某个人进行学术评价时，多数学者的第一反应仍然是看这个人发表了多少高级别刊物的论文。所以，他们一方面怨恨“以刊评文”，一方面又依赖于“以刊评文”，这就是现实中的逻辑。可以设想一下取消期刊评价之后的状况，也就是说所有的期刊一律同等对待，这时，学者们一较高下的依据没有了，其结果不仅是学术单位的科研评价陷入混乱，整个学术界也会“群魔乱舞”，甚至一个小小的学术会议也可能因座次不清而开不成。这就如同封建社会的科举取士，有之受抨击，无之不如有之。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搞清楚期刊评价本身的功能和局限以及如何看待和使用期刊评价，而不是考虑是否应该取消“以刊评文”的问题。

期刊评价的最初产生并不是为了解决学术评价和科研评价问题，而是解决读者需求问题，也就是说是为了精神产品的消费一方，而不是生产一方，根本上是为了应对生产过剩而消费不足的问题。根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年版）提供的数据，我国正在刊行的期刊有9878种。在这海量的期刊中，读者如何能够选出真正符合自己需求的，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期刊评价的首要功能是为读者提供筛选有效期刊的依据，为图书馆订阅期刊提供可靠参照。而且根据相关研究，在海量的期刊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核心期刊的客观规律。

比如，1969年美国文献学家理查德·特鲁斯威（Richard L. Trueswell）发现80%的借阅量集中在28%的期刊上；1971年美国文献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发现了“加菲尔德文献集中定律”，即大量被引用文献集中在少数期刊上，而少量被引用文献散布在大量期刊中，从引文角度证实了核心期刊的存在。也就是说，核心期刊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并非因为科研管理的便利而人为制造出来的。所以，不管学者们多么憎恨各种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核心期刊本身是存在的。

从根本上说，学者们憎恨的不是核心期刊评价，而是核心期刊评价给自己的学术生涯带来的困扰。也就是说，期刊评价甚至期刊本身成为众矢之的，其实是很冤枉的，无形中充当了科研评价化约为期刊评价的“替罪羊”。影响学者学术生活的不是核心期刊评价，更不是核心期刊本身，而是科研评价，是各自学术单位的科研管理制度，是学者们自身对“以刊评文”的依赖。

那么，期刊评价就毫无学术评价的价值吗？“以刊评文”就全无道理吗？其实不然，期刊评价不能简单等同于学术评价，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学术评价的依据。作为学术产品载体的期刊，只有被阅读，也就是被读者消费，才有其价值。而读者消费期刊本身是在消费期刊作者的作品。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至少证明学者的作品经得起核心期刊的评价。作者的疑问往往在于：核心期刊的编辑们识货吗？核心期刊的审稿专家公正吗？于是期刊评价作品的问题就转化为对期刊本身的评价。也就是哪种期刊有资格进入核心期刊行列。虽然核心期刊客观存在，但是如何将其客观筛选出来则是另一个问题。也正因为对筛选标准的不信任，才导致学界对现存某些评价指标体系的不满意。

化解评价困境的可能出路

学术评价、科研评价、期刊评价，三者紧密相连而又各不相同，所以解决各种让人们感觉不满的问题必须在区分三者的基础上进行，才能有的放矢，找出有效解决方案。

在现有的讨论中，呼声最高的替代性学术评价方案是同行评议。同行评议固然有其学术评价的价值，但如果把其应用到科研评价中，并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将同行专家组织起来开展评审活动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筛选期刊的难度，而且专家的可靠性是难以确定的。事实上，期刊界目前普遍采用的外审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基本上就属于同行评议。在整个审稿流程中，外审环节的可变性是很大的。所以，对于需要处理大量评价对象的科研评价来说，同行评议只能建立在“以刊评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也就是起到纠偏和补充的作用，不能替代“以刊评文”。在实践操作中，很多科研单位已经将“以刊评文”和同行评议进行了结合。

比如笔者所在单位每年的科研考核，就是在“以刊评文”的基础上组织相关专家二次评审。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刊评文”的片面性。从制度设计层面来说，“以刊评文”和同行评议相结合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但在实践操作中，能否得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评价结果，就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核心期刊的认定，二是评审专家的学术和道德水准。评审专家的学术和道德水准属于个别化问题，不具有在此展开讨论的普遍性意义，因此需要讨论的问题最终要落脚在期刊评价上。

不管是从客观存在，还是实用性角度来看，期刊评价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期刊评价，而是如何更好地进行期刊评价，设计出更让人信服的期刊评价指标体系。

就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来说，学者们比较熟悉的评价体系是北京大学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发布的“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也就是所谓的“三大核心期刊”评价体系。

事实上，就期刊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评价，那就是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对期刊编校质量的评价以及对相关编辑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对多数学者来说，新闻出版部门的期刊评价是很陌生的，甚至是轻视的。就当下的学术期刊评价来说，最大的问题恐怕不在于学术评价指标的设计不合理，而是学术评价和编校评价的剥离。正是因为只重视学术评价，轻视期刊编校评价，才出现了期刊之间的竞争演变为稿源的竞争，进而演变为稿费之争、人际公关之争，编辑工作的价值与意义被严重贬低，甚至在很多学人眼中从事学术研究要比编辑工作更加高尚。

期刊评价如要走出困境，仅仅围绕学术指标的优化是难以奏效的，把编校评价重视起来才是可取之道。在统合学术和编辑的道路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实际上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将包含编辑人员管理、流程管理、信息化管理等要素在内的“管理力”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下一步的突破或许在于和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联合，把期刊编校质量评估结果纳入评价指标。学术期刊本身不仅仅具有学术性的一面，还有传播性的一面，必须学术和编辑并重，才能对其作出客观评价。曾经甚至至今仍然流行的重学术轻编校的学术期刊办刊倾向是非常有问题的，甚至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