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受到了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和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了大会的工作。他们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修改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参加了领导人选的酝酿。”由于布哈林和斯大林是主席团成员，在整个六大期间，斯大林、布哈林和米夫都参与指导和讨论，影响很大。另据回忆：“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那里施用压力。”既然如此，党章草案是不是也是由共产国际起草的呢？六大拟定议程时，确定党章草案的报告人是邓中夏，那起草人是不是邓中夏呢？

事实上，党章的主要起草人的确不是中国人，而是共产国际指定的团队。六大召开前，共产国际在各方面为中共提供了帮助。特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帮助中共起草六大文件过程中，十分重视、十分认真。共产国际方面抽调了大批人员，分为11个小组，为大会起草准备了11份决议草案。在这11份决议草案中，就包括党章和党纲草案。1928年6月14日，米夫给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的一封信中提到：中共六大决议的起草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共产国际在联共(布）中央的支持下，由东方书记处出面，协助中共六大起草大会的各项决议。从会前提供给大会的11份决议草案看，无一例外地都有共产国际方面参加。

上述起草人中，除了中共派出的人外，其他几名主要起草者都是外国人。这几名参与起草的外国人大都曾在或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情况相对而言比较了解。如米夫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同时，共产国际在决议草案起草过程中，比较尊重中共同志，比较注意了解中国情况，让中共方面尽可能派代表参加中共六大文件起草。决议草案完成后，也注意向中国方面征求意见，而不是简单地命令。如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寄去贵党的示范章程草案”，用的就是商量的口吻。然而，党章起草的主要承担者毕竟大多是外国人，这对党章是有影响的。

　　——摘自中国方正出版社《从党章发展看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